中国一直是重教育的大国
在座的各位可能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教育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比较完备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包括有着楷模意义的教育实践，其实早在两三千年前的周公、孔子那里，就已经出现。直至今日，中国也还是世界各国中最重教育的国家之一，尽管当下的一些教育体制已经扭曲，但在国人心中，教育仍然是每个家庭中的头等大事。钱穆说，“中国教育，实亦可谓是一种宗教事业。”这并不是夸大之词。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并没有创立起一个有全民影响力的宗教，直到魏晋南北朝后，才有佛教从印度传入，而在世俗生活中，扮演教化人心之职责的，就是教育。特别是儒家，一直在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具有人之为人的品格、精神，这种以人文教之的传统，贯穿着一种人品观——所谓君子和小人，雅人和俗人，都是事关人品，也事关一个人的人 生意义。由是观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教育，确实具有一种宗教精神，它也传道，但不以来世或天国为旨归，而是希望在人世中实现理想，并以认识人生大道为最高目的。从人道知天道，从人文知自然，不偏重于一己之私，也不过度张扬某种专门之学，中国的传统教育，更多的是在培养全人、通人，使一个人有通才，具通识，并由此成大业、成大器，至终成为“大人”。
所以，中国以前的教育，并不重视学校和课程，而是重视老师是谁。所谓“经师易遇，人师难遭”，就是这个意思。何以在中国古代，除了官学之外，私人讲学、私人书院也极为盛行？就在于大家看重教师的学问和教师的为人，重身教、行教。像孔子，虽然到处讲学授徒，其实他并没有一所固定的学校，唐人钱起作诗说，“更怜弟子宜春服，花里寻师到杏坛”，我想，“杏坛”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吧，但这并不妨碍孔子施教；王阳明以各处的衙门为自己讲学的场所，也不影响他传道授业。只要有名师，就会应者云集，至于教育的形式，倒在其次了。所以，孔子死后，没有人在孔子讲学的地方修一所学校继续授课；朱熹死后，也没有人在武夷山或建阳兴办学校继续他的教育事业。名师一去，由他而起的教育事业也随之而去，可见，中国人重师道过于重知识，师道存，则教育存，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精华。
其实，即便到了现代，这种思想也还是被大家所推崇的。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聘请各种学派的人在北大授课，兼容并包，因为在他认为，“思想自由之通则，则大学之所以为大也”；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也对大学下过一个著名定义：“大学者，非有大楼只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以思想的自由、以大师作为大学的灵魂，表明大学应以人为中心的，而不是盲目地比硬件，比环境，或者比学术文章的数量。梅贻琦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做了十年清华大学校长了，他是学物理的，留学美国，刚开始就职时，没有经验，所以他一直未能对大学作出一个恰当的定位，直到一九四一年，才有了上面这个经典的定义。确实，中国人尊重师道这一点，和西方人是有很大不同的。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但他的名言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和他不同的是，孟子则说，“乃我所愿，则学孔子。”一个重老师所传授的知识、真理，一个重以老师为楷模，传承其精神和人格。故《论语》既是孔子之学，也见孔子之为人。后来中国的教育越来越偏重于让学生学知识，学技能，局限于书本字面，轻师教、身教，同时为人师者，也失去了榜样的作用，甚至干出许多斯文扫地的事来，教育的面貌才开始呈现出一片乱象。
这个乱象，大家都有所目睹，也有所耳闻了。当然造成这一乱象的原因，并不能全由教师来承担，事实上，体制的问题，历史积弊的问题，社会风习的问题，以及整个国家的价值迷茫的问题，等等，都在混乱大学的方向。关于这些乱象，大学内部有很多争论，媒体上也有许多报道，一会说哪个大学生抢银行了，一会说哪个女学生被老师潜规则了，一会是申博点的黑幕，一会是大学校长抄袭，置身这些新闻当中，我越来越感到，现在的大学教育体制存在着致命的不足，大学教师这样的职业，也无什么光荣可言，而更像是失败主义者的象征。教师无力改变社会，甚至也无力改变一个学生的精神面貌。我们周而复始地在课堂上传授知识，但我们对学生如何在精神上成人，如何建立起自己的内心世界，其实漠不关心，也无从关心。教与学的割裂，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过度行政化对教育活力的伤害，机械的量化管理方式对学术差异的抹杀，等等——这些年来，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但应对的办法却很有限。但凡对中国大学教育的前景怀有责任感的，我想，都会对教育的现状有一种焦虑和痛苦，甚至有一种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人文教育是一种基本教育
变革的诉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了。尤其是近年来，关于大学教育的变革，呼声最高的，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人文教育，或者叫通识教育、通才教育，在英语世界，也叫自由教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大学不仅是学习专业知识的地方，而更应是培养人格、塑造精神、贯彻理想的地方。除了术业有专攻，学生也还需要接受人之为人的基本教育，以克服过度专业化所带来的精神缺失。因此，人文教育并非是什么艰深的教育内容，也非只针对文科的学生而言的，恰恰相反，它是对大学生所进行的共同教育、素质教育，是要普及一种基本的、常识性的经典阅读和文化情怀。
如果一所大学，只重视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学习，而遗忘了人文精神，用梁思成先生的话说，这就是“半个人的世界”。中国古人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关乎事物、世界之变化的学问，人文则是精神的学问、生命的学问。只懂天文，不知人文，就不是“全人”，只是半个人而已，而真正的教育，应该是全人教育。人文教育、通识教育的提出，就是要把人塑造成全人、大人，而不是残缺的人。这种教育理念，以前大家并不是不知道，只是实践起来，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现在的大学，系与系之间的隔膜，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不相往来，非常严重。不说文科、理科之间，就是文、史、哲这种血缘亲密的学科，也少有联系。好像学历史的人，就无须知道尼采；学哲学的人，也不必知道白话文运动。我们中文系的一些学生，根本不知道“虚一而静”是什么意思；而一些历史系的学生，也不知“此在”是指什么。专业越分越细，知识越来越偏僻，大家都只知道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别人所研究的，或者人类所共同的那些精神准则、核心价值，对很多人来说，日益陌生。这令我想起一九二五年清华大学设国学研究院之时，对于聘任导师所提出的要求，首先就是要求这个导师“通晓中国文化之全体”，而且还要求他对外国文化有相当的了解。确实，后来受聘清华大学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这四大导师，都是通才、大师，所以，国学研究院只办了四年，却培养出了一大批文史方面的人才，这不能不说和这几位导师的通才、通识有关。
事实上，那时的名师，可谓多是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像朱光潜，既讲授文艺心理学，也讲授雪莱、济慈等人的诗歌；像冯至，既讲授《浮士德》，也研究杜甫；像汤用彤，更是我所钦佩的大学者，既讲授魏晋玄学，也讲印度哲学和英国哲学，很多的课，他甚至都用英文讲；而章太炎、刘师培这些人，更是无所不通；即便像弘一法师，出家前，也是音乐、绘画、篆刻、书法、戏剧，无一不精的。现在的境况，就大不如前了，不仅不太有这样的通才，现在的教育制度也不鼓励、起用这样的通才，即便同一个文学学科，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之间，也是壁垒分明的，能够打通二者间联系的人，几乎没有。知识之间的界限、学科之间的界限，无比森严，导致专家无数，但真正通达之人，少之又少。所以，现在的专家，也越来越不受尊重了，因为就他们的那点知识，以及那种狭窄的视野，确实是让人尊敬不起来。
强调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就是为了强调人与人之间，在专业的不同之外，还有共同的东西，这些共同的东西，就是文明史中的经典和人类精神中那些永恒不变的价值。尤其是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变化几乎是一切人所信仰的价值，人文教育是要提醒大学生，这个世界还有不变的东西，还有常温常新的价值——对每一个本科学生进行这种核心教育，能帮助他们在精神上建立起健全的视野，并由此接通一个人和过往文明之间的血脉。它对人类精神谱系的重建，对僵化的知识灌输的拒斥，以及把受教育者看作是一个活泼的生命体的思想，是要还原教育以人为本的面貌。这一两年，我们中山大学就进行了通识教育的改革，为新生开设新的“通识教育共同核心课”，分中国文明、全球视野、科技·经济·社会、人文基础与经典阅读四大类，学生须在每大类里必修四个学分，本科前两年完成十六个学分。其中，经典阅读将是中大通识课程的重点。此外，中大还同时设立博雅学院，首批三十位新生将不属于任何院系，而是通过四年不分学科的完整的博雅教育，修读古汉语、古希腊语、拉丁语、英语、中国文明、西方文明等课程，培养他们向学问家的方向发展。中大通识课程改革的设计者是甘阳教授，他多年来热心于通识教育的推广和改革，这次由他总策划的中大通识教育改革，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值得期许。
事实上，关于我国大学生的素质教育、人文教育的重要性，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提出来了，现在很多大学都有这方面的共识，也在大学人文教育方面，作了很多探索，但效果一般。一方面，课程的设置可能还有待完善，更重要的方面，可能还是缺乏能将这些课程上好的老师。没有好的老师，学生的上课热情就会大打折扣，一些概论性的、通史性的课程，最终又是落到混学分的境地之中。这样的状况是让人忧心的。
大学的兴起关乎大国的兴起
大学是培育人才的地方，它所培育出来的人才，其精神强度如何，知识的创新能力如何，将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据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的研究，大学的兴衰，将直接关乎一个国家的兴衰。所谓大国，必须要有好的大学，没有一流的大学，大国梦是难以实现的。以历史上的情形看，哪里有一流的大学兴起，这些大学所在的国家就有可能成为一流的国家。西方的大学，最早是出现在意大利半岛上，大概是在公元一一ＯＯ年左右，大学一出现，意大利很快就出现了文艺复兴——它甚至引领了整个西方的精神复兴。另外，最早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在意大利率先兴起。十三、十四世纪之后，英国也兴起了大学，特别是有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之后，英国开始工业革命，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开始引领世界。十九世纪之后，研究型大学开始在德国兴起，德国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先国家，在很长的时间里，德国都保持着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增长率，这有点像现在的中国。后来，这些办学理念传到了美国，美国出现了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之后，国力和经济都迅猛发展，到现在，美国都还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中心，也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大学的兴起带来大国的兴起，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我们不能轻忽。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大学起源于京师大学堂，它是北京大学的前身，而北京大学的创办，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它本身就是维新变法的产物，正如日本著名的东京大学的兴办，也是明治维新的产物一样。可见，大学的兴起，也改变了我们这些亚洲国家的面貌。
中国正在高速发展的途中，要想在国力和影响力上有根本的提升，光卖中国制造的物质产品到世界各地去，是远远不够的，物质中国的形象，甚至会抑制别国人对中国的想象——他们会以为中国只会生产物质，而没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因此，我们需要建设更多世界一流的大学，才能把中国的强国梦变得更具内涵。在电影《天下无贼》中，葛优说了一句有名的话，“二十一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可是近年来，我们国家的人才环境和人才战略是有隐忧的。据中国社科院在《二ＯＯ七年全球政治与安全》一书中说，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在世界上居于首位。据《人才战争》作者王辉耀透露，“去年的数据显示，归国留学人员只有三十九万，滞留在海外的留学生已经超过百万，无论数量还是比例都是世界罕见。”甚至还有人说，回来的都是没什么大才的，真正有大才的人都留在外面了，真实情况未必如此，但这话也说出了一些严峻的事实。而据美国国安部前段公布的二ＯＯ八年移民报告显示，仅二ＯＯ八年加入美国国籍的中国大陆移民就有四万，另外还有八万人获得美国绿卡。我想，这些数字中，很多也都是优秀人才，他们留在海外发展，虽然是个人选择，但终归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现在，全世界都有共识，国家之间的较量，关键是人才的较量，有了人才，你才有创新的能力，才有领先于人的可能性。《经济学人》前几年发表过一篇文章说，二十世纪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二十一世纪打的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特点是争夺大脑，它的胜败，将直接决定许多国家的前途。因此，你把这场在全球吸引人才的战争，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为过。人才争夺战目前打得最好的是美国，全世界大量顶尖的人才流向那里，西欧现在也开始想办法吸引人才，一些中东国家更是发挥他们有钱的优势，开始从美国、香港挖人才，而韩国、日本、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很多政策，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中国近年也重视人才的引进，只是，中国的教育体制、行政体制，太束缚那些人才的自由发展，而难以有强的人才竞争力。尤其是关于人才的观念，中国普遍重金融、科技人员，对人文学者、艺术家和企业家，引进的力度却不大。而人才的较量、争夺大脑的战争，最主要的，就是大学之间的较量。
谁都不否认，这些年来，中国大学的扩展速度是惊人的，中国的大学每年都扩招很多学生，中国现在培养的博士生，甚至已经超过了美国的规模。中国的校舍建设、学科建设，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这些都是表面现象，真正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还是教育的质量，以及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到底是怎样的人才。人才教育不同于知识教育。知识教育更多侧重于让学生掌握一种技能，而人才教育呢，是指要培养既有技能、又有精神感召力和理想人格的人，也就是健全发展的人。现在看来，这样的人才，我们还很缺。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有做事的能力，却未必有做人的魅力，有技能，但缺少价值信念，满足不了社会对一个大学生本该有的精神期待。人文教育和通识教育的提出，其实就是为了丰富大学生的精神层面，使之尽快精神成人，并能以自己的价值坚守来影响社会。面对大学生普遍的精神贫乏，这种人文教育的重要意义就越发显得紧迫起来。
为了更好地认清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现代大学形成的历史，以及大学理念的沿革和变化。
我刚才说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西方的中世纪。很多人都以为欧洲的中世纪是黑暗的，其实，在那样的暗夜里，大学就是明灯，这样的明灯，曾经照亮过很多人的心灵。公元一一ＯＯ年左右，大学先在意大利兴起，而后传播到法国、英国，之后再到德国和俄罗斯，后来又到了美国。从大学兴起到工业革命的初期，这个阶段的大学教育，其根本理念就是教化人，要把人培养成有教养的、有文明规范的绅士。到了工业革命的火热时期，在德国，以柏林大学的洪堡为代表的一批人，认为大学不仅是一个教育机构，它更应是研究中心；大学不仅要教化人，它还要创造新的知识。这比起之前的大学理念来，就有了一个扩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是洪堡的信徒，所以，他把好的大学应该是研究型大学这一理念带到了中国，并付诸实践，为中国的大学教育奠定了基本的方向。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美国开始处于强势，以美国为中心，出现了对大学新的理解，一些美国的教育家认为，大学不仅是教育的机构、知识创新的场所，它还应是服务社会的机构，于是，很多大学就开始创办工商管理学院、建筑学院、行政学院、医学院等等。从教育机构到研究中心，从研究中心再到服务社会，这三个阶段，可以说涵括了现代大学理念的演变过程：把大学视为教育机构的阶段，其实就相当于大学的博雅学院，本科教育，专注于教化人、塑造人；把大学视为研究机构的阶段，就有了研究生院，有了许多硕士生、博士生；把大学理解为也应服务社会的阶段，就产生了许多专业学院，专业细分的大学时代来临了。
事实上，大学理念的这个变化，并不是后者否认前者，相反，好的大学，总是强调这三者的统一，而不是顾此失彼。既要教化人，也要做研究，更需要服务于社会，三者不可偏废。《礼记·大学》里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也包含着这些意思。蔡元培当了北大校长之后，除了他所熟悉的德国和法国的教育状况，他还考察了英国、美国、日本的教育，那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在考察之后认为，理想的教育应该包括四点：第一是中国孔墨的精神，孔子、墨子的教育既重视专门教育，也重视陶冶德性，同时还兼顾社会教育，宣扬的是一种仁爱精神；第二是英国的绅士教育，即人格养成之教育；第三是德国和法国的专深教育，培养研究的能力；第四是美国式的服务社会的教育。现在看来，蔡元培的观点，就是一种全面教育的观点，既吸纳了欧美之长，也没有忘记中国自身的教育思想，他提倡美育，提倡“文理融通”，打通科学和人文的界限，以培育“完全之人格”，主张美育和智育并重，并说，“常常看见专治科学，不兼涉美术的人难免有萧瑟无聊的状态”——这些见地和主张，至今依旧有借鉴意义。因此，你必须承认，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为代表的大学教育，是贯彻着很深厚的人文精神的，尤其是西南联大的教育精神，特别让人感慨。我到过云南蒙自——西南联大的旧址，也看过闻一多、钱穆等人写的信件和回忆文章，记述了在那么艰苦的战争岁月，即便是住漏雨的简陋校舍，吃带沙的米饭和发臭的肉，当时一大批的大教授依然怀着教育的激情和培养人才的热忱，就在于他们身上，还有信念和理想，才成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这段佳话。
民国时期的大学，当然也培养社会急需的人才，蔡元培先生也承认，培养专业人才是“目前的急务”。这令我想起当时有一个叫古诺德的，也就是那位认为中国适合推行帝制，受到袁世凯激赏而遭到梁启超痛斥的外国人。他在《解析中国》一书中说：“不论中国人或外国人，凡是关心中国兴衰成败的，都认为中国的弱点在於缺乏艺的能力与艺的职业。……中国轻视艺由来已久。因此那些从事物质生产的艺士往往放弃它们本来的艺而改作文人，或者坚决让他们的子弟弃艺从文（工匠的子弟，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 ”轻艺重文的结果，就是很多人都拥挤到一条官道上，“头衔既荣耀，俸禄又丰厚”，这个观察是符合中国那时的实情的，古诺德疾呼：“我要斗胆进言相告说，文士所擅长的是妙语，艺士所擅长的是实力。我还敢进言相告说：中国的国力已经穷尽，目前缺乏的是艺、是工作、生产的能力。”“要增进实力，就必须鼓励艺士，而尤其必须先破除最陈旧最腐朽的观念，即文贵艺贱四个字。”确实，一个文人多的、专业技术人才少的社会，必然流于言辞争辩，而少实业生产，国家就会走向贫弱。因此，那个时候抨击“重文轻艺”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只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行，艺和文的地位似乎开始颠倒过来了，学艺的人位居要职，而习文者日渐稀少，文史哲成了冷门专业，工程师、专业技术人才遍地都是，可“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语）？也不尽然。可见，重艺轻文也不会是社会的福音。蔡元培的伟大，就在于他既看到“目前的急务”，需大力培养专业人才，但他也没忘记，教育乃“养成人格之事业也”，“国民人格的完善与否，则事关国家的隆盛”。所以，他反对机械的教育：“使仅为灌输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为何战争年代条件那么艰苦，可中国培养的人才还是层出不穷？这“理想”二字至为重要。支撑那时的教育事业的，若没有一种高迈的精神、一种人文情怀，是无法想象的。
当下大学面临的人文危机
应该说，很长一段时间来，上述这种大学教育的精神传承出现了中断，尤其是“文革”期间，思想上的专断、简化，扼杀了大学自由而丰富的精神；现在略微自由一点了，消费主义和商业主义大潮的兴起，又侵蚀了大学作为精神堡垒的纯粹性，大学的精神内核，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深入探究大学精神传承的断裂和变异，有利于我们重新规划大学人文教育的目标和路线。我把当下大学面临的人文危机，用四个方面来概括。
一、模仿主义使大学的知识体系趋于板结。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以来，我国采用苏联的大学体制，大学一年级就开始分专业，以最节约、经济、迅速的方式，把人变成专业人才、技术人才，投放到工作中去。应该说，建国初期，各条生产战线上都急需大量人才，这样的教育模式有其合理之处，因为要增强一个国家的国力，确实需要有许多具有工作、生产能力的人，而不是纯务虚的学者。那时忽视人文教育，也就情有可原了。但这种体制的弊端，现在已经开始显露出来，特别是专业的过度细分，限制了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也限制了他们的知识视野和人文视野。而近些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又争相模仿美国大学的制度，注重科系，注重学科，重视研究，以及文章发表的篇数、注释的格式等，而英国式的人文主义教育，强调古典文化修养和道德品性的训练这些方面，我们却没有学到。现在大力提倡的通识教育，其实也是模仿美国的，但我不知道能否学到别人的精髓。
必须看到，有一些公共学科，是可以模仿的，比如经济学、管理学等，但文学、历史、哲学是有国情和国界的，必须遵照中国学生自身的现实来设计。脱离了具体的国情，违背了中国人的心灵逻辑，人文教育就会失去情理的基础，而难以说服接受者何以要这样而不是那样。甘阳教授很推崇的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他所主张的通识教育，就建立在对原有的美国大学教育弊端的批判上——他批判美国的高等教育完全失去了方向感，唯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市场主义是从，这样的庸俗化和大杂烩，使“大学之道”彻底失落。这些弊端，现在的中国大学其实也有，甚至比当年的美国还严重。哈钦斯所强调的大学之道，就是学生不分专业、不分科系，都要接受一种以精神文化为核心的共同教育，这个共同教育最重要的就是研究、阅读“西方经典”或称“伟大著作”。惟有以这些经典和著作为教学重点，学生之间才会有共同的文化根基，而不会出现难以弥合的思想断裂。
对比于哈钦斯的大学教育理念，中国现有的一些教育设计实在令人困惑，比如，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学，都洋溢着重英语过于重母语的学习风气，特别是低年级的大学生，天天苦读外语，而他们的中文水平如何，却没有人问津、关心。很多的大学毕业生，可以阅读英文书，甚至可以讲流利的外语，但是，让他用中文写一份工作总结，却有可能错漏百出，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考硕士、博士，甚至各个领域评职称，核心的成绩也是外语，外语不过，一切都免谈。我们中文系的教授，普遍害怕招收外语系背景的博士考生，原因就在于此：他们虽说是什么英国语言文学系、日本语言文学系出来的学生，很多人却只懂语言不懂文学，一旦入学，很多文学的基本知识都要从头补起，这样的学生，你如何让他做好一篇文学博士论文？过分强调外语而忽视母语教育的恶果，其实早已显露出来，但我们国家还沉浸在一种外语学习的狂热之中，没有多少人在反思，国人的母语能力已经沦落到了如何不堪的地步。还有，中国的中学和大学阶段，包括研究生教育阶段，都不断地重复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用的多半是本校老师编写的教材，有一些教材甚至简陋到可以把马克思气死的程度，但没有几所学校在开设这门课程时，能引导学生直接阅读马克思哲学的原典。马克思的思想是丰富而伟大的，可不读他的原著，你如何能领略到他的思想风采？除了开设马思主义哲学以外，作为一所中国的学校，是否也需开设一门“中国思想”或“中国哲学”的公共课程？不把本国的思想和哲学作为经典教育的核心内容，这样的教育设计肯定存在缺失。一味地在形式上模仿别国，在思想上模仿别国，而不注重本土的“伟大著作”，这样的教育是没有出路的。
二、实利主义使大学的精神面貌日益贫乏。大学是学习知识、塑造精神、畅谈理想的地方，但是，今天的大学，实用主义、实利主义的思想已渗透到了学校的各个角落。你看现在学生报专业就知道，像国贸专业、经管专业，包括新闻专业，都是人满为患，文史哲这样的传统系别，报的人却越来越少，中文系好一些，但也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学生是从别的系调配过来的。每年高考前后，当朋友来咨询我，他的孩子该报什么专业时，我都会无所适从。照着我的本意，如果一个孩子读的是文科，我是很乐意鼓励他们报考文史哲这样的传统学科的，因为这些学科，有积累，有历史感，有权威的教材，甚至每一个系都可能藏着一两个庞然大物——所谓大师级的人物，在这里学生可以学到很多结实的东西。但是，我的朋友们总是热衷于报考国贸系、新闻系、经管系，不是这些系不好，而是自从这些专业热起来之后，哪怕再差的学校都创办了这几个专业，而完全不顾自己的学校是否具有这样的师资力量，也不管学生毕业之后，是否能找到对口的工作——据我观察，国贸系毕业的学生，真正从事国贸工作的人，不会超过五分之一；而新闻系毕业的学生，能从事新闻工作的人，也不会超过十分之一；而经管系毕业的学生，又有几个是在做经济管理呢？仅仅是因为热门，家长和学生就趋之若鹜，由此可以看出，大学教育正在被实利主义思想所劫持。
现在的大学教育，服务于谋生、就业的风潮很盛，学生开口是工作，闭口是就业，他们进入校园之后，没过上几天安静的、不闻窗外事的、清心读书的时光，大学搞得像商场、战场，每天都热火朝天。该做学生时，他们在工作和兼职；该工作的时候，他们又想着在职读书和进修了，角色全然颠倒。包括现在大学生入党，不少也是为了考公务员的需要。我每次上课，面对底下清一色是党员的硕士生、博士生，就会感觉自己是在上党课，有一种严重的错位感。难道那些申请入党的学生，都对党有忠诚的信仰吗？我看未必，仅仅是因为考公务员时，很多单位注明要党员——还是实利主义的思想在起作用。很多人读研究生，也未必是对学问有兴趣，而仅仅是因为暂时没有找到好的工作，或者是为了今后更好地就业。很多的学生，只是在课堂上混，他们无心听老师在讲什么，想得更多的可能是在哪里兼职，或者在淘宝网上卖什么东西。他们的大学生活，过度的和就业、物质有关，精神的内在提升，往往被忽视。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趋势。
为什么要强调人文教育？就是要让学生们知道，这个世界既有物质的层面，也有精神的层面，有“有”的层面，也有“无”的层面。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有无相生的——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王弼提出贵无论，也是这个意思：天下万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只重有，而忽视无，他的世界观就是残缺的。大学一方面要学习知识，学习技能，另一方面也要提升个人修养。许多的时候，我们读书、上大学，并不仅仅是为了用，有时也需学一点无用之学。无会生有，无用也可能会有大用。
我很害怕别人问我，你教的文学有什么用？确实是无用的，但无用之学，在人类精神的结构中，就真的没有存在的价值吗？一个国家，总是既要有务实之人，也要有务虚之人，实与虚的关系是辨证的，也是互相影响的。多些务虚之人，多学点无用之学，一个民族的精神就会多一些飞扬的、有想象力的东西。之前，当中山大学提出要办博雅班，要将三十位学生往大学问家的方向培养，很多人听了，都嗤之以鼻，他们担心这些没有专业的学生，今后怎样就业。难道六千多个新生中，就不能挑选出少数一些对学问、对研究有兴趣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另一种发展的可能？我们的学校、社会，应该有这样的雅量，让一部分学生静心学一点无用之学，存一些高远的志向、博大的胸怀——不要求所有的学生都这样选择，但至少要创造空间，让一小部分学生朝这个方向努力。
我想起《论语》里的一个故事。孔子让自己的学生各言其志，有学生说要去做官，有学生说要去管理军队和政府，对这些志向，孔子都没有作太多的评论。他问曾点，你有什么志向。曾点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他说的是，暮春来临的时候，我要穿上春天的衣服，邀上一些少年、儿童，去沂河里游泳，在岸上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去。曾点只描绘了一幅美好的生活图画。结果，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他愿意像曾点一样。曾点的志向里，洋溢着一种清远之气，并有怡然自得的情怀，他提供了另外一种思维的向度，就是在实用、功利之外，人还可以有一种无用、自在的追求。孔子在教学生“六艺”的同时，非常强调情操，强调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有了这个高远的境界，实用之学才不会被个人私利或物质欲望所支配。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能容忍、培养学生有这种“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情怀么？
中山大学有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就是上面说过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先生。很多人不理解，他晚年为何写那部八十多万字的《柳如是别传》。柳如是不过是钱谦益的妾，她虽和当时的文人多有交往，但社会地位低微，一个大学者，为一个人的妾做这么厚重的传记，你说有什么用呢？若从学问之用来说，这是很难理解的。陈寅恪先生凭着自己惊人的记忆力，对柳如是作了很多的考证，史料很多，所以一般人会觉得这部书很难读，但你读进去了就会发现，陈寅恪先生是要通过这部别传，强调一个人是要有一点超越世俗、超越生死的精神的，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东西，比世俗的做官、发财、长寿更重要，也有一些东西比生死更重要。陈先生极力张扬超越世俗、超越生死的精神，含示着他对一种独立自主的人格、对一种浩大的民族气节充满向往，而他自己的人生，正是这种精神和气节的最好诠释。柳如是不过是一个渺小的个案，但在她的背后，寄寓着作者这么庄重的精神追求，你说，这样的学问是不是同样令人尊敬？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曾经撰写过一幅对联，“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如果用实利主义的思想去衡量，花开花落，云卷云舒，那都是自然现象，不足为奇，一个人若是着迷于它，那无异于吃饱了饭撑的，可是，这些事物在马寅初先生那里，却象征着一个高远的心灵世界，你惟有进入这个务虚的世界，才能领会此中的深意。
这就好比我们读唐诗宋词，那些美妙的诗句，你说有什么用呢？不过是一点心绪，一点念想而已。但正是因为生活多了这点心绪和念想，才有了梦想和诗意的品质。“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描述的是一幅悠远的图画，完全无关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我即便在农村，也会看到有人抄录这样的诗句挂在墙上，它表明的不过是人有一种值得向往的境界，它可能是远离世俗的，飘渺的，但对于内心而言，又如此真实，这样的向往，难道不值得尊重吗？所以，千万不要成为知识的奴才，也不要惟物质是从，在我们的教育和生活中，不妨淡化一点实利主义的思想，建立起一些超越、无用的原则，从而给精神的创造、想象力的勃发提供施展的空间。
无中生有，正是精神创造的重要特点。现在我们国家不是说要振兴文化产业么，其实，文化产业最核心的原则就是无中生有。罗琳女士在家里写《哈利·波特》，耗费的资源微乎其微，不过是死一些脑细胞，再加一台电脑而已，但她所创作的《哈利·波特》，从小说到电影，利润据说已经超过了十六亿美元。十六亿美元啊，这个利润数字，在东莞要多少工人、多少工厂、耗费多少资源才能创造呢？因此，不要小看无的价值，无会生有，生大有，正如无用之用会有大用一样。遗憾的是，现在的大学普遍重工科、理科，文科慢慢都被边缘化了，连领导人多数都是工科出身的，这不等于文科不重要，那些影响社会进程的重要思想，比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等等，哪个不是来自文科领域的精神创造呢？说到底，这个世界还是以无为核心的，有不过是表象而已。
三、科学主义使大学的人文传统长期受压。我说这话，一点没有反对科学的意思，我深知科学对于世界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有着巨大的贡献。而人文和科学，是现在大学里最重要的两个知识领域。我所担忧的是，科学万能的思想深入人心之后，迷信科学的风潮，会导致科学主义对人文精神的遗忘和压迫。如果以西方为标准，以前的大学只有三种最重要的专业：神学、医学、法学。现在不同了，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把重要的学科让位于工科，都在强调科学精神，强调科学的重要地位。自从胡适当年说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来到中国，近一个世纪来，民主的命运极为坎坷，科学的命运却风光无限。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科学是无所不能的，他们动不动就把一些玄学或者宗教，说成是反科学或伪科学的，好像科学是衡量一切的标准。连我们做文科研究的人，都被要求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填那些表格，也要求科学化、计量化、数据化。说句实话，我至今不知，研究文学的科学方法是什么方法。文学是美的世界，是精神的呢喃，若不通过感受、体验，你怎么进入文学的世界？而感受和体验，是一种心灵叙事，它根本是不科学的。甚至我想说，连我们的人生，也都是不科学的。科学讲究价值中立、不动声色，我们的人生中，却常常意气用事、纵情声色。难道人生都要被科学所规范才有价值？若是人生中的热血和感情都被洗涤干净，只剩下纯理智，这样的人生真的有意思吗？
事实上，我们以科学反对一种迷信时，正悄悄建立起了一种新的迷信，那就是对科学的迷信。科学独大的局面，导致人文精神不断地退守，甚至被挤到了一个小角落，这未必是大学之幸、社会之幸。我刚才说了，我尊重科学，但我同时也想说，人生中有许多问题并不是科学能解答的。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过一场关于科学和人生观的大讨论，当时很多人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也有人认为，人生中的许多问题，是科学所无能无力的。相信科学万能，迷信科学主义，会把人生中许多重要疑难删除或遮蔽掉。科学除了那些实验和数据，理应有一种科学精神，只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之间才能实现对话。一个人光有理智和知识是不够的，他还要有情趣、感觉、浪漫、想象力、精神沉思等品质，这些属于心灵内面的事物，是无法通过科学主义的方法来理解的。如果一个人掌握了知识，也知道技术发展的规律，但他思想僵化、感觉苍白，这难道不是一种人生缺憾？
我们的生活是很难被科学化的。许多时候，科学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也可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无趣而单调。中国是一个重感觉、重情感的国度，经验主义在我们的生活中，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中医，中餐，甚至中国的社会管理，都有很多感觉主义、经验主义的成分在里面，他们未必科学，却依然有存在的价值。我有时看那些菜谱，规定做一道菜，盐要多少克、味精要多少克、水要多少升，如果你真按这个比例做一道菜出来，怕是会很难吃。做菜是经验主义的，它需要有感觉，有对照，尤其是中餐，不同于肯德鸡，炸鸡腿的用料、温度、火候都是用标准化的方法控制的，真正的中餐大厨，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的那些人，往往用一个大勺子伸到盐缸里，一勺下去，手轻轻一抖，不咸不淡，刚好。你若问那些大厨，你放了多少盐，他肯定无法量化给你听，只能说是盐少许、味精少许。“少许”究竟是多少呢？这只是一种经验，他抖了千次万次了，有感觉了，你非要把这个感觉量化、科学化，这是很困难的。
由此我们再想到中医和西医的区别。现在到中医院看病，你会发现，能通过把脉来看病的医生是越来越少了，往往你一去，医生就给你开一堆检查单，又是拍片，又是验血的，最后医生几乎都根据这些检查数据来开药。为什么要提倡中西医结合？就是试图要把西医的科学化引进到中医上来。这样的努力似乎没有成功。中医的望闻问切，有其自足的系统和逻辑，遗憾的是，这样的医学方法，越来越少人能掌握了。你说一个人的脉象是玄或者滑，这个感觉，如何用科学的语言描述出来？很难。所以，中医的人才是无法批量培养的，它更讲究师传，讲究身教，只是，这种师傅带徒弟的学艺方式也不被重视了。中医是将人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些零部件，但我们到医院做检查，拿着那些片子，往往会有一种恐怖的感觉，原来人站在机器面前，不过是一些骨头和肉而已。
钱穆先生是反对人体解剖的，在他认为，一旦人变成了尸体，要从尸体上去寻求对于活人的知识，这是可疑的。他倒不是说人体解剖完全不科学，而是怕人体解剖做多了之后，会养成把活人当死人看的那种心理习惯。他说：“你莫忘却，人生不是行尸走肉。家庭乃至任何团体，人生的场合，不是尸体陈列所。若你真是要把走进解剖室的那一种头脑和心情来走进你的家庭和任何人群团体，你将永不得人生之真相。”确实，活人存在着一个比身体更复杂的精神结构，科学是无法为其绘制地图的。人体解剖之后，你说，经络在哪里？穴位在哪里？心痛的位置在哪里？悲伤是在心脏里还是肝脏里？我们的忧愁呢，它又藏于何处？阴阳如何互动，五行（五脏）又如何相克？古人所说的“奇经八脉神出鬼没”，这个奇经八脉又在哪里？膻中穴、涌泉穴在哪里？中国医学里所描述的神奇世界，在解剖学里都是虚无的。人体解剖之后，所看到的不过是一些实物，肌肉，骨头，神经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等等，医生可以对这些实物做科学的定量分析，但人的精神、心情呢，却不能由科学来作答。
前几天是中国的七夕节，我想每个人都会收到一些祝福或幽默的短信。我也收到一个，说航天局正招聘嫦娥，请把你的照片和身世资料寄往航天局，参加应聘，短信最后加了一个说明，“自带兔子”。是个中国人，都能明了这种幽默，关于嫦娥和兔子，这是中国人对于月宫的美好想象。但自从美国人上了月球，把国旗插到月亮上之后，理性就告诉我们，月亮上没有嫦娥和兔子，这是多么煞风景的事。“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样的意境，也荡然无存了。因此，感情、想象的世界，有时和科学、理智的世界是相对立的。文学作为感情的刻写、想象的传奇，它的动人之处，正在于它可以天马行空，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幻想未来，更可以设想无穷的生活可能性。它不受物质和理性的约束。“飞流直下三千尺”，“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些诗句，若用科学主义的思想去理解的话，是夸张得离谱的；“人比黄花瘦”，就更像是作者的谎言了。但生活的丰富性，不正是因为感觉的多样和想象的无穷么？
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宰予，有一次宰予问他的老师，父母死了为何要服丧三年呢？一年可以吗？短些时间不行吗？确实，何以是三年，而不是更长一些或者更短一些，这个时间表，是无法科学化的，它完全是一个人的良心问题、感觉问题。孔子问他，你吃好的稻米，穿好的锦绣衣服，你心里安不安呢？宰予说，安。孔子说：“汝安则为之。”你觉得心里平安，就去行吧。你心安，表明你对一些问题麻木，没有感觉，所以宰予走后，孔子说“予之不仁也”。一个人既然麻木了，不要说服丧三年，就是父母去世的当晚，你去打麻将也无妨，心若麻木，一切都无所谓了。心若保持清醒，你内心的价值观就会起来控告你，引导你。如果用科学来绞杀这些个人的感觉，这些价值的敏感，就会大大缩减了我们的想象空间，人的精神触角的舒展也会失去自由。
因此，我们一方面崇敬科学，另一方面也不能少了对科学主义的批判。至少，在我们的人生规划中，不能让科学一家独大，而要尽可能达到科学和人文的平衡。想象有时比现实更美，人文有时也比科学更有意味。但面对滚滚向前的科学大潮，人是无力的，也是无助的。
据说已经进入3G时代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即将消失。“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这样美好的想念，今后怕也难以再有了，3G电话一通，要想“不见君”都难啊。生活没了间距，没了想象的空间，什么“明月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杜甫），也不存在了，这是令人伤感的事情——我不说悲哀，但至少是令人伤感的事情。当年苏东坡为他的亡妻写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生死两茫茫，多么沉重的情感。他说，你即便今天活过来，再看到我，我已经老了，沧桑满面，鬓角衰白，恐怕你都认不出我了——这些都是古代才有的感受了，今天，每个人的生活，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有照片为证，有网络可视聊天，还能一日千里飞过来见面，“纵使相逢应不识”，这样的感觉，恐怕只有傻瓜才会有了。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神秘感，都消失了。我每次去外地讲课，接机的人一见到我，就远远地跑过来帮我拿行李，我很讶异于他怎么认识我，他说，我早在网上看过你的照片了。哦，在这个时代，你甚至无权再做陌生人。
这个世界过度推崇科学主义之后，感觉和想象的空间就大大缩减了。如何让人文精神和科学主义并存，甚至让科学研究获得人文视野，这关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也可能生产出邪恶的力量，正如科学可以改善生活，也可以生产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所以，我很留意那些大科学家的言辞，我发现，他们能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重大成就，背后往往贯彻着很深的人文情怀。他们研究科学，但并不一定迷信科学。华人科学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李政道、杨振宁和李远哲三人了。我看过一篇李政道的文章，他说，我一辈子做人做事的原则，以杜甫“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两句诗为准则。他以探究世界、物质的原理为业，做自己以为快乐的事，而不愿被那些浮名羁绊，以免失去自由。可见，他的物理研究背后，是有精神志业的。我也读过杨振宁面对记者所作的一个回忆，他的父亲是清华大学数学系的教授，但从未勉强他过早地钻研数学。杨振宁的童年时光，一直生活在清华园，可他的父亲却找到历史系的一个教授，请他推荐了一个叫丁则良的人，每个礼拜五来教杨振宁一两个小时的《孟子》，前后一个半暑假，杨振宁就把《孟子》全部背了下来。他说，“现在回想起来，这对于我这个人整个的思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远比我父亲那时候找一个人教我微积分要有用得多。”一种人文教育，直接奠定了一个人的科学思维和人生信条，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而一九九九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李远哲先生，一生极为推崇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他说，一个人不仅要“成才”，更要“成人”——“成人”就是一种人文思想。
真正的大科学家，影响社会的，不仅是他的科学成就，一定还有他的人文思想。而我们更熟悉的爱因斯坦，也强调科学精神里的那种内心自由，反对任何束缚内心的东西。他说：“科学的发展，以及一般的创造性精神活动的发展，还需要另一种自由，这可以称为内心的自由。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这种内心的自由是大自然难得赋予的一种礼物，也是值得个人追求的一个目标。”我很喜欢的一个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也说过一段话：“在这个时代里人们产生了对科学技术的信仰。但是，科学的本真意义被遮蔽，人们仅仅钦佩科学的成就，却并不明白科学的奥义，因此，这种盲目的信仰只能变成迷信。……对科学的迷信导致了：对一切事物的了解都是乌托邦式的，认为科学技术无所不能，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人类从此可以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简而言之，就是把凡是理性思考的看成是绝对正确的信条。这种迷信的力量几乎侵蚀了所有人的心灵，包括学者在内，这种迷信在某些个别情况下似乎被克服了，但总是一再出现，并在相信这种迷信的人与本真科学的批判理性之间撕开了无底的深渊。”确实，要警惕一种对科学的迷信，也要反抗科学主义对人文传统的压迫，尤其是在大学教育中，一旦人文精神受压，一所大学在道义的感召力上，就会大受损伤。毕竟，人的精神是立体的，必须全面培育一个人的精神，才能叫一个人从价值的废墟中站立起来。人文教育、通识教育的提出，就是要把一直受压的人文传统重新解放出来，使学生在科学和人文中，重新找到一种平衡，并在这种平衡的世界观中规划自己的人生。
四、庸俗主义使大学的师道尊严残存无几。庸俗主义是指一种价值观，一种缺乏超越指向、一切都以现实利益为旨归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已经渗透到了很多老师的心里，以致一些大学老师为了那么点蝇头小利可以干出许多荒唐的事来。何以大学的行政化、官僚化倾向如此严重？就在于这种价值的失范已经非常普遍。为了一个行政职位，几十上百个教授去竞争；为了争得一点利益或一个职称，匿名信、告状信满天飞——人的面目狰狞至此，情何以堪？再加上抄袭的，花钱买版面发文章的，为获得某些基金项目而行贿的，在权力面前说假话的，为了应付教学检查，老师带着学生一起造假的，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还谈什么师道尊严？一些大学的老师，成就并不高，但一到课堂上，就大讲自己的学术影响如何如何，甚至还让学生在网上发帖吹捧自己，他连“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孟子）这样的基本道理都不懂，如何为人师表？古人称先生为“学者”，就在于他既是老师，更是学者，一个学习的人，身上才会有超越、清新之气。遗憾的是，“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一坐在老师这个位置上，很多人是只知道教人如何，不知道自己该如何了。老师一旦在价值上沦陷了，他也就无以教人了。师道不存，人道亦不存也。前一段，报纸上都在探讨何以中国的学生在礼貌上远不如日本、韩国的学生，我想，一方面是学生素质需要提高，另外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的师道已不再有影响学生成人的力量。孟子说，“君子之教，如时雨化之”，首先要有君子，才能化人，育人，君子的人格不复存在了，岂能仅仅依靠死的知识教化人？蔡元培说，“大学是研究学术、追求真理的地方，不是拿文凭谋求官位的场所。”现在的情形恰恰相反，真理可以不顾，官位却不能不保，这样的价值横行校园，又如何能不庸俗？
想象人文教育的未来
概而言之，大学教育面临的危机，是一种人文危机、精神危机。这个危机的背后，关乎到我们怎么看待知识、科学和精神的关系，也关乎到如何理解老师和学生的角色。尽管以上所说，只是大学教育的一个侧面，并不能全面概括大学教育的面貌，毕竟，在大学中，坚守一种人格尊严、学术尊严的人，大有人在。并不是说，大学教育在精神上全部溃败了，尤其是这些年，一些规则的建立，正在挽回大学的尊严。但如何使大学人文教育有效化、常规化，这依然是一个需要郑重面对的问题。关于大学人文教育的未来，关于如何完成对大学生的基本教育，我也提几点自己的意见。
一、储备两种知识。照着丹麦哲学家基尔凯戈尔的观点，有两种类型的知识，一种是关于世界的单纯知识，一种是关涉世界对于人必须有意义、人对于世界必须有意义的知识。也就是说，一种是客观知识、技能知识，一种是主观知识、价值知识，前者关乎世界的常识，后者关乎人生的常识。大学的教育设计，不仅要引导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还要引导学生思索人生的价值，追问活着的意义，探究人为何要这样活并如何活出意义来等问题。惟有储备了这两种知识，一个人才能找到人之为人的价值坐标，才能建立起一种宽广的视野。许多的时候，知识的分裂，也会导致价值的分裂，而这种分裂会扭曲一个人的眼光和一个人的志向。英国的斯诺教授说，“整个西方世界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两个阵营的人，不仅不来往，甚至还可能恶言相向，这种分裂的后果，既是科学界的灾难，也是人文界的灾难。要拯救这种分裂，必须通过以阅读经典为核心的通识教育，使二者达到一种内在的精神沟通，不偏重于任何一方，承认对方的合理存在，从基本教育做起，进而才能弥合两种知识之间的裂缝。
二、坚持德性优先。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以德行为首。古人说，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不可偏废，也是这个意思。人文教育的目标，就是人格的养成，而人格的核心就是德性。何谓精神成人？主要是指一个人内在德性的壮大，最终，“德辉动于内”，“理（礼）发诸外”，使之成为有价值坚持、也有道义感召力的人。德性教育是真正的共同教育，是每个人都应接受、都可分享的共同教育。何以古人说人人可以成尧舜，人人可以成佛？这就是针对一个人的德性说的。坚持德性的教育、规范、养成，人内心中那种善良的本性就会发出力量，约束一个人，塑造一个人，使一个人成圣、成佛。人与人的才具、智慧或有不同，但人的本性，却多有相通，坚持德性优先的教育原则，是尊重人与人之间在才具上的差异，但一个人的道德前景，理应有共同的目标。德性教育是成人教育，而非单一的成才教育，因此，古人说人人可以成尧舜，人人可以成佛，但不说人人可以成李白，人人可以成杜甫。这表明李白、杜甫之才，不可复制，但文人之德，却人人可学。德性是共通之人性，是可以通过教育来达到的，但才具上的差异，却永远无法抹平。汤用彤在《魏晋玄学论稿》中说，魏晋时期，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人格的价值。这股人格力量，已经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笔财富，后世的李白、杜甫、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包括近世的鲁迅等人，都以魏晋人物作为自己的榜样，其实就是感佩于魏晋时期那一种自由、贵重的人格。文可以传世，德也能影响后世。
三、实施全面教育。全面教育，就是在德性教育之外，不忽视专业教育。钱穆说，青年在学校要有四宝：知识，技能，品格，人生理想。他说的就是一个人的成人，既要有做人之道，也要懂做事之道，还要有一种自我认知、自我提升的能力。所谓的人统、事统和学统，说的也是教育的这几个侧面，它不偏于一方，而重视对人的全面塑造。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的二十一世纪教育委员会，提出教育要具有四个知识维度：一是学习怎样去理解，二是学习怎样去实践，三是学习怎样与人相处，四是学习怎样成就自己。强调的也是全面教育。当然，我们重全面教育的同时，也不轻视偏才——偏才中往往有大才，比如，钱锺书、季羡林当年考取清华大学时，数学分都是很低的，不过是考了十几分吧，但这不影响他们日后成就一番大事业。偏才是常有的，但对于多数人而言，需要的是全面教育，这样他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竞争。即便有偏才，也需以德养才，才能人尽其才。一个人可以才具平庸，但决不能做精神侏儒。
四、培育理想精神。讲人文教育、精神成人，这本身就是一件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事。在这个实利时代，身体和性可以公开谈论，理想反而成了一种隐私，耻于被人言及。这是一种悲哀。陈思和教授说：“讲教育就一定要讲理想，搞教育的不讲理想，还有哪个行业来讲理想？也许，今天我们讲的教育理想有点脱离现实的实际状况，但是今天做不到的理想，不能证明明天也做不到。……教育的根本是理想人格的培养，没有理想就连人格也谈不上，这样的教育就是失败的教育。”不仅教育应该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事业，人也应该是充满理想主义光芒的个体。今日的大学，迫于权力、社会和就业的压力，越来越丧失理想的精神，但我想，一种有未来眼光的教育，必然要从理想的重铸开始。当大学开始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理想人格，大学才能锻造有希望的人生，也才能寄寓一个民族的希望。
事实上，我今天讲的主题，本身就是理想主义的，大力倡导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它究竟能对现有的教育缺失起到什么弥补作用，我心里并没有底，但我想，不断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总是对的。这个社会，哪怕再庸俗和势利，也总要有人去谈论理想、坚持理想，而只要有少数的人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溃败站住，他就是这个民族的中流砥柱。因此，我钦佩那些推行教育改革、并和过去的教育弊端作斗争的人，我相信，他们的工作不会徒劳，假以时日，人文教育的果效、德性培养的果效一定会在新一代学生身上显露出来。有人格教育、精神成人为基础的人才，才是未来中国可用的人才；有健全人才的输出，才是好大学的标志；有好的大学兴起，中国的大国梦才会真正成为现实。让我们一起为之努力。
谢谢大家！
（这是作者谢有顺在暨南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讲堂上的演讲，根据录音整理。）
